如果从国家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1949年9月27号可能是对形成当代中国人的纪年观念影响最深远的一天。
这一天，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采用公元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
虽然中国最早正式使用公元纪年是在1912年的1月1日，但当时以及后来迁往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同时使用民国纪年。
初看起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时间的角度，纪年方式的改变无非是度量时间方式的更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纪年方式的变化只是中国从所谓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这个标志不过是中国面对欧美的兴起作出诸多改变的结果之一。
然而，纪年方式的改变却不仅仅是关于形式上的时间，更与度量时间的基准有关。这个改变后的纪年方式与传统中国的天地观念（天干地支）、农业作息（农历）以及特别是国号和执政者的年号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人在计算时间的年轮上不再主要以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日月、经济生活的规律以及国家和执政者为基准，尽管干支和农历还是中国人生活中常常使用的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准换成了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大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第一部汉语普通话词典。在2005年的第5版中，“公元”词条的解释是：“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我国从1949年正式规定采用公元纪年，同时继续保留使用农历。”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这个基准换成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与中华民国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同时以自己成立的那一年为基准计算年份，而是以 “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国家纪年的参照。
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在选取时间的基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国家习俗和国家政治的因素，而是更多地顾及国际通用带来的方便。
毕竟，比如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7年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在字面上表现出是 “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
而“公元”这个词所依据的英语“Common Era”或拉丁语“Vulgaris Aerae”，意为“共同的时代”，也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共同的时代以什么为起点。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并存的世界，“公元”的确有利于人们在国际间的交往。
不过，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的“共同的时代”或“公元”，其实都是相对晚近的表达方式，大约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
在这样的词语之前，早就有一个词语在欧洲流行。这就是拉丁语“Anno Domini”，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欧洲，直译是“主的年份”，而这是“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的缩写，意思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
直至今日，这个词的缩写“A.D.”以及与此相对的“Before Christ”（基督之前，拉丁语是Ante Christum）的缩写“B.C.”仍然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共同的时代”或“公元”，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或“主的年份”直接说出了这个度量时间方式所依据的基准或者时间的归属。
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顾背后的根据，人可能处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中。
不仅如此，在这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会很不相同。无论是说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7年还是更简便地说1949年或2017年，使用这个便利的人其实都是在以耶稣的诞生为基准度量自己和所在世界的时间，并且以此记录与这个时间相关的一切。
如果这里的基准——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以此基准计算的时间也就是个没有多少含义的公共标准而已。
问题是，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无论耶稣还是耶稣的诞生都不是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
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如 “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所说的，是“主”（Dominus，所有格是Domini，意为“主的”），意思是主人、统治者。
如果根据记载耶稣的《圣经》，耶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人或统治者，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神，也是降卑为人、拯救人的神，也是让万物运行、治理一切的神。
正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将道成肉身（ “道”在《圣经》新约原文中音译是“逻各斯”，意思简单说就是“神的话”）的时间作为纪年的基准，将耶稣降生为人的那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之后的每一年都是“主的年份”（A.D.），之前的每一年就是“基督之前”（B.C.）。
也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听从耶稣的呼召，将耶稣告诉他们的关于耶稣创造、拯救、治理的前前后后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度量每一年时间的基准才逐渐被世界各地很多人所接受。
在这个意义上，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虽然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个做法在创立的时候却不仅仅为了使用上的方便，更是为了提醒世界上的人，年复一年的时间或世界历史倒底以什么为坐标系。
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述，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以他的降生为人作为纪年的基准。耶稣只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因此，在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之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即使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也没有普遍使用类似 “主的年份”这样的纪年方式。
那时，人们可能使用所在罗马帝国的年历，每一年以当年执政者的名字命名，更加正式的是以罗马建立的时间为起点。
在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根据《圣经》的记载将纪年的基准定在他们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到了4世纪，有些基督徒以罗马皇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约244年－311年）开始执政的284年为纪年的起点，以记念在这位罗马统治者当政期间殉道的基督徒。
一般认为，是一位被称为小狄奥尼休斯（Dionysius Exiguus，约470年－544年）的基督徒在525年首先正式使用了以道成肉身的时间为基准的纪年方式。
当时，小狄奥尼休斯接受罗马主教约翰一世（John I，约470年－526年）的邀请，为以后将近一百年当中每一年的复活节——记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经历埋葬然后复活的日子——计算确切的时间。
他认为那时流行的戴克理先年历是在记念这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就改用道成肉身的时间作为纪年的起点。
但是，这个纪年方式并没有在此后的欧洲立即流行起来。直到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Bede，约672／673年－735年）在撰写《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时才首次以耶稣的诞生作为记录历史的纪年基准。
到了15世纪，受罗马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也译为罗马天主教会）影响的西欧都采纳了这个纪年方式。
受东正教会（East Orthodox Church）影响的东欧在18世纪才开始将“主的年份”与之前一直采纳的以他们根据《圣经》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为起点的纪年方式并用。
这样看来，“主的年份”不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采取的纪年方式，而是基督徒为了记念他们所信的主而作的见证。
也许小狄奥尼休斯当初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见证竟然在辗转了一千多年后成为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最通行的纪年方式。
题图来自《主的年份》（Anno Domini）封面，作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肯尼斯·斯高特·拉图雷特，1884—1968）是美国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先后任教于湖南长沙的雅礼学校［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耶鲁－中国协会）创办］和耶鲁大学。
此文为《中国人的坐标系》节选，首发于《言究所》（The Word Institute）。